疫情防控措施下商品房受領不能的若干問題探析

發布時間:2022-04-02

文 | 章祺輝 錢琳佳 匯業律師事務所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具有不可預見性與不可避免性,符合不可抗力初步構成要件。業主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無法按照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日期驗收交接房屋的,可適用不可抗力規則免除受領遲延之風險責任,但前提條件在于必須及時履行通知義務并承擔合同履行不能的舉證證明責任。業主依不可抗力阻卻受領不能之違約性后,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可根據情勢變更原則,在公平原則下協商變更前期物業服務合同,重新安排物業服務費用等權利義務事項。

近期以來,全國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出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各省市相繼出現新冠肺炎病毒集中感染情況,嚴重影響公眾生命健康安全。為有效遏制疫情傳播,各地均采取一系列有力防控措施。2022年3月27日20時左右,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消息: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盡快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決定在全市范圍內開展新一輪切塊式、網格化核酸篩查。自3月28日5時起,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對浦東地區、浦西地區實施防控管理及核酸篩查。封控區域內,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所有人員足不出戶,人員和車輛只進不出;所有企業實施封閉生產或居家辦公;暫停公交、地鐵、輪渡、出租汽車、網約車運行,車輛非必要不上路。

一、問題的提出:疫情防控措施下商品房受領不能的風險分配和責任承擔

強力防控措施是阻斷疫情蔓延傳播、保障公民生命健康的有效途徑,但其也不可避免地對企業及居民的正常生產生活造成一定影響。疫情防控措施下,以商品房買賣為代表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亦受嚴重影響,建設工程施工進度暫緩、開發商房屋交付延期等事項引發了大量的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件。以“疫情”、“商品房買賣”、“違約責任”等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北大法寶、威科先行等案例檢索平臺進行檢索,可以發現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商品房買賣合同違約糾紛案件數量甚眾,其中絕大部分案情均為開發商因受疫情影響無法按期交付房屋而被業主起訴要求承擔違約責任。圍繞開發商延期交付房屋的責任問題已有諸多分析,經過近兩年的司法實踐與學理探討,相關案件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裁判規則:一般情況下,開發商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已構成逾期履行的,應自行承擔全部不利后果;開發商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而致使工期延誤的,則可主張合理順延履行期限,在該順延期限內交付房屋不構成違約,而超出合理期限后則需承擔相應違約責任。

然而,疫情之下商品房買賣合同違約并不僅限于開發商延誤工期情形,硬幣總是有兩面性,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業主無法按約驗收房屋同樣導致商品房交接不能的后果,此時面臨違約風險的主體不再是開發商,而系業主。相較于開發商違約責任承擔的探討之廣泛,業主因無法及時受領而面臨房屋風險責任的情形,目前鮮少有相關研究。但該問題又與廣大業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故此本文重點著眼于業主無法驗收交接的商品房受領不能情形進行法律責任的分析探究。

商品房開發建設與買賣交易是關涉多方權利義務的統一整體過程,在不同階段各有多方主體參與。在房屋建成后的交接驗收階段,除出賣方(開發商)與買受方(業主)之外,商品房之上承載的法律關系主體通常還包括物業服務提供者——前期物業公司。因此,房屋受領不能的影響不僅限于買賣雙方,同時也涉及前期物業公司。有鑒于此,本文具體分析的法律要點有二:(一)開發商通知業主交付房屋,而業主因疫情影響未按約定日期辦理房屋驗收交接手續,是否構成受領遲延?(二)如業主不構成受領遲延,開發商在房屋交付前需向前期物業公司繳納的前期物業服務費用,應當如何分配承擔責任?

二、業主負有按約驗收交接房屋之義務,但如能舉證證明系因疫情防控措施而無法及時受領,可適用不可抗力規則予以免責

(一)業主應按約驗收交接房屋,否則構成受領遲延

民商事交易活動中,雙方當事人均應在誠實信用原則下依債行事,債務人應依債給付而債權人應依債受領,依債受領構成債的效力之一。[1]具體到買賣合同法律關系中,買受人有權要求出賣人按照合同約定期限交付標的物,但同時也有義務及時受領給付。買受人因自身原因怠于受領給付的,構成受領遲延。受領遲延,是指債權人對于債務人已經提供的給付,未為受領或未為其他給付完成所必須的協助的事實。[2]債權人受領遲延的,自遲延之日起風險責任轉移由其負擔?!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六百零五條規定,因買受人的原因致使標的物未按照約定的期限交付的,買受人應當自違反約定時起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商品房交易活動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在交付使用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使用后由買受人承擔;買受人接到出賣人的書面交房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接收的,房屋毀損、滅失的風險自書面交房通知確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據此,業主經開發商書面通知交房后,應當于通知時間前往驗收房屋并辦理交接手續。如若業主未按約定日期辦理,則構成受領遲延,自交房通知確定的交付日起承擔房屋風險責任等不利后果。

關于業主及時驗收交接房屋的義務,除法律與司法解釋規定外,商品房預售合同雙方當事人一般也會以協議方式約定業主受領遲延的違約責任。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公布的《上海市商品房預售合同》示范合同[3]為例,文本第15條約定:“該房屋的風險責任自該房屋交付之日起由甲方(開發商)轉移給乙方(業主)。如乙方未按約定的日期辦理該房屋的驗收交接手續,甲方應當發出書面催告書一次。乙方未按催告書規定的日期辦理該房屋的驗收交接手續的,則自催告書約定的驗收交接日之第二日起該房屋的風險責任轉移由乙方承擔?!笔痉逗贤m約定開發商將給予業主書面催告寬限期,但關于催告后仍不驗收交接房屋的責任后果與法定規則別無二致,房屋風險責任均自遲延之日起轉移由業主承擔。

(二)因疫情防控措施無法受領的,可適用不可抗力免責

然而,受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僅開發商按期交房的履約能力陷入困境,業主按約驗收交接房屋的及時受領義務也面臨履行障礙?;诮诒就烈咔楸l擴散的嚴峻形勢以及各地政府采取的靜態管理式防控措施,即使開發商按照合同約定期限通知交付房屋,業主也極可能受制于封閉管理、居家辦公、交通暫停等防控要求,而在客觀上無法前往辦理房屋驗收交接手續。雙方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的房屋交付事項事實上暫時處于不能履行狀態,此時如仍依照正常情形要求業主承擔未按約辦理房屋驗收交接的遲延風險責任,顯然有悖于利益平衡與公平原則。因病毒大規模感染蔓延及政府防控政策具有難以預測性及不可避免性,業主或可援引不可抗力規則以免除受領遲延責任。

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條規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安荒茴A見”是指行為人對客觀事件的發生在主觀上無法預測;“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是指行為人盡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行措施而仍無法避免事件的發生及其造成的后果;“客觀情況”是指獨立于行為人主觀意志之外的事件。[4]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前者如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后者如戰爭、罷工、政府行為等社會異常事件。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可以構成不可抗力已基本成為社會共識,合同當事人對此無法提前預測,且在事件發生時無力避免或克服,符合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要件。早在“非典”引發的合同糾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曾作出判決,認定疫情可以構成不可抗力。[5]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時出臺了《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一)》(以下簡稱“《新冠肺炎指導意見(一)》”),明確對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適用不可抗力的規定。隨后,各省高級人民法院也相繼發布相關意見。上海市高院出臺10條意見26條舉措,要求對因疫情影響,當事人不能履約或履約對當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應依照公平、誠實信用等原則,根據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等相關規定妥善處理;江蘇省高院發布《關于為依法防控疫情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司法服務保障的指導意見》,明確由于疫情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適用不可抗力的規定處理。

不可抗力的法律效果在于免除部分或者全部責任,《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條及第五百九十條對此予以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義務的,不承擔民事責任;具體到合同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在商品房預售合同約定的交付期限屆至且開發商按約發出交房通知的背景下,若業主受疫情及防控管理措施限制而在客觀上確實無法辦理房屋驗收交接手續的,則可主張因不可抗力暫時處于不能履行合同狀態。不可抗力情形如能得以認定,則業主不構成受領遲延,可免于承擔因受領遲延引發的房屋風險轉移責任。換言之,此時在業主與開發商的商品房買賣法律關系中,包括物業服務費用在內的房屋風險責任,仍應由開發商進行承擔。

(三)不可抗力的認定應嚴格把握,業主負有通知義務及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在大部分情況下可被認定為不可抗力,但絕不能簡單將二者劃上等號,認為但凡涉及疫情必可適用不可抗力規則。司法實踐應當嚴格把握不可抗力的認定,結合具體案情、具體法律關系加以個案因果關系分析評判?!缎鹿诜窝字笇б庖姡ㄒ唬芬笕嗣穹ㄔ簩徖砩嬉咔槊袷掳讣?,要準確適用不可抗力的具體規定,嚴格把握適用條件;在適用法律時應當綜合考量疫情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案件的影響,準確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與合同不能履行之間的因果關系和原因力大小。除此之外的多份涉疫民商事案件處理指導文件[6]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反復強調需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對不可抗力及情勢變更規則嚴格把握并依法適用。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事件,但通過不可抗力制度部分或全部免除受疫情影響一方當事人的責任時,必須綜合考慮疫情事件是否確實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以及對合同履行產生了何種程度的阻礙。[7]早在涉及非典疫情的合同糾紛案件中,有法院就指出,非典疫情并不是對所有合同的履行都有影響,如果不影響合同正常履行,非典就不能被視為不可抗力。[8]與非典疫情相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構成不可抗力免責事由,仍需結合案件情況具體討論合同正常履行可能性并嚴格把握。

如上所論,業主受疫情影響而未按約驗收交接房屋最終是否可適用不可抗力免責規定,根據案件情形不同會產生差異結論。以業主及房屋所在地為劃分標準,實踐中可能發生的情況大致如下:1.業主與房屋分處不同省市或者同一省市不同縣市,因疫情防控政策不得隨意跨省或跨縣市流動;2.業主與房屋處于同一省市,但房屋所在地處于疫情封控區,人員不得流入;3.業主與房屋處于同一省市,但業主所在地處于疫情封控區,人員不得流出;4.業主與房屋處于同一省市且均非疫情封控區,人員在做好防護措施下仍可流動。以上情形中,前三者顯然對業主到場驗收并交接房屋產生了實質性阻礙,受領義務暫時處于完全不能履行狀態,此時業主未按約受領房屋交付的,可適用不可抗力免責規則。而第四種情況下,因人員流動未受根本限制,疫情并不實際影響合同的正常履行,如業主因自身主觀原因怠于驗收交接房屋,特別是同類情形下有其他業主順利受領了房屋,則以疫情為由主張不可抗力要求免除房屋風險責任的,將面臨法院不予支持的風險。

為適用不可抗力免責規定,就不可抗力導致合同陷入履行不能的事項,受不可抗力影響一方必須盡到及時通知義務并承擔舉證責任?!睹穹ǖ洹返谖灏倬攀畻l第一款后半部分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并應當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缎鹿诜窝字笇б庖姡ㄒ唬芬嘤邢嗤?,第二條載明當事人主張適用不可抗力全部或者部分免責的,應當就不可抗力直接導致民事義務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第三條規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當事人主張其盡到及時通知義務的,應當承擔相應舉證責任。以上規范意味著受不可抗力事件影響的義務人不得理所當然地享受免責之利益,而必須積極采取補救措施,向對方當事人及時發出通知并承擔證明責任。這既是民事活動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落實,也是“誰主張誰舉證”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體現。通知義務及舉證責任是司法實務認定不可抗力免責事由成立與否的關鍵審查要點。某涉非典疫情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中,一方當事人主張非典構成不可抗力,但未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在建工程因此必須全面停工、部分停工或不能以正常效率施工,亦未能證明其向對方履行了告知義務,因此法院判決該方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9]與之相反,在某涉新冠疫情的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件中,出賣人提供證據證明其在疫情防控應急響應發生調整后,立即向行政機關提出復工申請,在獲得復工批準后按照相關要求向屬地街道報送復工人員,并在根據項目實際情況重新確定房屋交付的合理時間后通知了買受人,在驗收備案后及時通知買受人預約交房時間、辦理交房手續。結合疫情防控措施、復工人員返崗、建筑材料到位等具體情形,法院采信出賣人主張的不可抗力免責事由,認定其逾期交房不構成違約。[10]

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及司法案例,業主主張不可抗力免責的,同樣需要履行通知義務并承擔舉證責任。在收到交房通知后,如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確實無法前往辦理房屋驗收交接的,業主應當在第一時間內將相關情況向開發商予以書面通知,并可提供政府當時出臺的疫情防控政策文件作為履行不能的證明依據。同時,在疫情防控措施解除后,業主應當在合理期間內及時辦理驗收交接手續,以免承擔不必要的受領遲延風險責任。

三、業主適用不可抗力免責后,根據情勢變更規則,物業服務費用可由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依公平原則重新協商承擔

商品房交易遵照房地產開發與物業管理相分離原則,[11]按照一般商事慣例,開發商在物業銷售前會選聘物業服務企業并與之簽訂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由前期物業公司對相關物業進行維護、管理。在房屋交付前,物業服務費用由開發商承擔,自交付之日的次月起則由業主承擔。例如《上海市住宅物業管理規定》第四十九條就明確: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生效之日至出售房屋交付之日的當月發生的物業服務費用,由建設單位承擔。出售房屋交付之日的次月至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終止之日的當月發生的物業服務費用,由物業買受人按照房屋銷售合同約定的前期物業服務收費標準承擔;房屋銷售合同未約定的,由建設單位承擔。在疫情及相關防控措施構成不可抗力的情況下,若開發商與業主無法完成房屋交付的,在二者法律關系中,自然仍由開發商承擔相應物業服務費用。然而,在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的雙方法律關系中,開發商是否仍需要按照其與前期物業公司的約定承擔全部的物業服務費用,卻留有極大的探討余地。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開發商可根據情勢變更規則,與前期物業公司依公平原則重新協商物業管理費用的責任承擔問題。

(一)疫情防控措施下的情勢變更規則適用

除構成不可抗力之外,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亦可適用情勢變更規則?!睹穹ǖ洹吩谖赵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的基礎上,于第五百三十三條正式確立了情勢變更規則: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根據公平原則變更或者解除合同。據此,情勢變更的要件可主要歸納如下:(一)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重大變化;(二)重大變化在當事人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三)重大變化不屬于商業風險;(四)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五)情勢變更的發生不可歸責于當事人。[12]

結合如上規則及要件,疫情防控期間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間的物業服務費用承擔事項有可能構成情勢變更。前期物業公司受聘于開發商,對商品房及所在小區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包括物業共用設施運行維護、物業共用場地衛生清潔、公共綠化養護管理、車輛停放管理、公共秩序維護、社區安全防范等。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物業日常維修養護陷入暫緩、停滯狀態,前期物業公司如未提供完全的物業管理服務,仍要求開發商全額承擔物業服務費用,將導致雙方的權利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據此,遭受明顯不利益的開發商可主張適用情勢變更規則變更合同,調整物業費,以恢復權利義務對等狀態。

至于為何在同一疫情防控措施影響下,業主適用不可抗力規則而開發商屬于情勢變更情形,這涉及到二者的聯系與區別。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存在相同之處:均非商業風險,均屬于無法預見且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事件,對合同履行及責任承擔都產生影響并導致相應法律后果。當然,二者同時存在明顯差別。從制度價值來看,情勢變更旨在調整當事人之間嚴重失衡的法律關系,維護各方權利義務的公平對等;不可抗力則屬于免責事由,意在避免一方當事人承擔意外之債。從適用范圍來看,情勢變更情形下合同仍有繼續履行的可能性,但該履行會導致明顯不公平現象,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出現顯著失衡;不可抗力則適用于客觀事件致使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的情況。從法律效果來看,情勢變更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但不產生免責效果;而不可抗力以免責為結果,可全部或部分免除一方當事人所需承擔的違約或侵權責任?!缎鹿诜窝字笇б庖姡ㄒ唬返奶幚硪巹t亦反映了如上區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適用不可抗力的規定,根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僅導致合同履行困難的,當事人可以重新協商;能夠繼續履行的,人民法院應當切實加強調解工作,積極引導當事人繼續履行……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其請求變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價款數額等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決定是否予以支持。就業主與開發商之間,業主驗收交接房屋的義務因疫情防控措施而無法履行,應適用不可抗力予以部分或全部免責;而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之間,疫情防控之下物業服務仍可繼續履行,但因業主未入住、社區整體封閉等原因,物業服務的內容與質量將減少或下降,如要求開發商繼續按正常標準承擔物業服務費用,將破壞服務與價款之間的公平等價原則,因此情勢變更規則可予以適用。

(二)開發商主張情勢變更的,需履行協商前置程序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條在確立情勢變更制度的基礎上,對該制度適用程序進行了規定:一是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二是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就“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的理解,實務中曾產生不同認識,部分觀點認為重新協商屬于權利,應由當事人自行選擇安排,司法機構不應加以過度干涉;部分觀點認為重新協商屬于義務,未經協商而向人民法院起訴或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的,不應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則認為,將重新協商定性為不真正義務可能更為妥當,當事人遲延請求協商或者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的,應當承擔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13]從《民法典》的條文規范來看,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解除合同,根據文義解釋,雙方再協商是請求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前提條件,經磋商失敗才滿足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最后條件。[14]因此,《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條為情勢變更確立了“重新協商”的前置程序,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需要首先與對方協商,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后才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請求變更或解除合同。[15]回到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的背景下,開發商主張適用情勢變更規則調減物業服務費用的,應當首先履行前置程序,與前期物業公司進行協商。若合理期限內雙方無法就此達成一致意見的,則開發商可向司法機構尋求后續救濟手段。

就具體協商事項,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應當在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前提下,根據雙方前期物業服務合同中相關條款安排、疫情防控措施下物業服務實際開展情況等具體商討確定。情勢變更規則的最終目的在于促使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回歸公平、等價有償狀態,因此公平原則是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協商變更合同過程中的核心指引,雙方應充分考慮利益均衡與公平對等。結合開發商可能因業主無法驗收交接房屋而需額外承擔物業服務費用、而前期物業公司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可能僅提供部分物業管理維護的情形,雙方應對物業服務費用的承擔進行公平分配,對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的履行期限、履行次數、履行價款等作出相應變更,以合理調整雙方利益關系。

自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嚴重威脅了公共衛生、醫藥健康,也沉重打擊了社會正常生產生活與經濟交易秩序,以商品房買賣為代表的合同交易長期處于波動震蕩狀態,引發了大量的違約糾紛。在此背景下,經濟損失已不僅僅是一方當事人需面臨的困境,而是合同各方均應攜手共濟、共同克服的難關。就疫情防控措施下業主、開發商與前期物業公司三方權利義務關系而言,不可抗力的認定及情勢變更的適用體現了社會公平誠信、互利共贏的良好法律秩序與經濟風貌。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個體一時的經濟得失在全社會生命健康危機面前顯得無足輕重,由此,不僅僅是商品房買賣交易中,社會各項交易主體均應團結一致,共同進退,在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指引下共克時艱,戰勝疫情。

參考文獻

[1]參見劉心穩:《債權法總論(第二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頁。

[2]參見韓世遠:《論債權遲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3期,第18頁。

[3]參見

http://fgj.sh.gov.cn/sfht1/20200410/1a77a962d62b4fd89abcdbd6b70a23eb.html,2022年3月31日訪問。

[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編:《人民法院大講堂:民法典重點問題解讀》,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53頁。

[5]參見(2016)最高法民再220號民事判決書。

[6]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等。

[7]同前注4。

[8]參見(2010)汴民終字第1073號民事判決書。

[9]同前注8。

[10]參見(2021)浙02民終4830號。

[11]參見國務院:《物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

[12]參見江必新、夏道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重點條文實務詳解(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78頁。

[1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全國法院貫徹實施民法典工作會議紀要>條文及適用說明》,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8頁。

[14]參見朱廣新:《情勢變更制度的體系性思考》,載《法學雜志》2022年第2期,第9頁。

[15]參見江必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適用與實務講座(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613頁。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