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引發的“雙清包稅”相關法律問題分析

發布時間:2022-02-24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在“一罩難求”的國際供應鏈供需矛盾大背景下,大量中國私營企業主受疫情防控物資出口高額利潤的驅動下,毅然全倉押注投入這一熱點出口業務領域,不少賣家此前均未有任何從事防控物資出口的資質,乃至沒有任何國際貿易的經驗,自然這些“小白”們從事疫情防控物資出口也蘊含了巨大的商業風險。自2020年以來,匯業海關團隊陸陸續續接受當事人的委托,處理過各類以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資為類型的進出口爭議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便是“雙清包稅”。

眾所周知,因為一般貿易方式下,貨物出口需要往往經過兩道海關關卡:起運國的出口報關和目的國的進口清關。本文提及的“雙清包稅空加派”操作模式,即接受訂單的一方負責安排拖車、出口報關、飛機訂艙、目的港清關,不用再交任何費用直接派送到收貨人手中的一種運輸渠道。自2020年四五月份以來,國外來自口罩的訂單劇增,為了減少運輸時間和海關查驗延誤,不少中國企業紛紛選擇此種渠道出運口罩。但是在該種運送模式下很多出現了遲延送達、貨物丟失等問題,國外客戶取消訂單據此,導致最后中國企業主落得貨款兩空的境地。

一、中國法院對于“雙清包稅”的不同認定及分析

由于“雙清包稅空加派”模式是新冠疫情下新引發的貨物運送方式,對于此類模式下各方的法律關系乃至能否享有賠償責任限制等規定,目前各地法院對此作出的認定均有不同,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如我們團隊代理的案件分析,在基本案情相同的情況下,奉賢法院支持了我們請求賠償損失的訴請,而寶山法院則不予支持。兩個案件均經歷了二審,但是目前結局并不相同。奉賢法院審理的案件由于對方不服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駁回了對方的上訴,維持原判決。寶山法院審理的案件由于我方不服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認為寶山法院認定基本事實不清,已經撤銷了一審判決,發回重審。

兩個案件的訴訟事實與理由類似,以下內容摘抄于起訴狀。

2020年4月初,原告委托被告通過空運雙清包稅的方式出口三批口罩到美國收貨人倉庫。雙方協商,貨物分為49箱、28箱、10箱進行打包運輸,約定5月初送到收貨人處。原告也因此支付了貨運代理費用。但,被告至今未按約定將涉案貨物送至收貨人指定倉庫,原告多次詢問情況,被告均予以推脫。上述貨物中有51箱去向不明,有10箱因收貨人因未能及時收到而向原告索賠,致使原告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

在責任認定方面,兩個案件認定均有差異:

奉賢法院以及二審的上海一中院認為:

貨運代理合同與貨物運輸合同不同,貨物運輸合同的標的是運輸行為,其直接目的是運送貨物,而貨運代理合同的標的是處理事務。根據涉案合同的內容,原告的目的是將涉案口罩運送至其美國客戶手中,故其找到了被告,委托被告進行運輸。被告作為一家貨運代理公司,接受了此筆代理業務,但此筆業務內容不是單一的代理原告進行保管,而是要將貨物運送至美國客戶手中,其中報關僅是此次運輸需要經過的環節,是整個運輸過程的一部分,且被告是按照每公斤85元收取的費用,故雙方之間應為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被告作為承運人應依約將原告托運的貨物送至原告的客戶處?,F被告未能完成涉案口罩的運輸任務,口罩退回了國內,被告違反合同的約定,依法應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原告相應的損失。

寶山法院認為:貨運代理合同是指委托人與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為委托人處理貨物運輸事務的合同,合同雙方從本質上構成委托法律關系。在有償的委托法律關系中,因受托人的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本院認為,結合庭審查明的事實以及原被告雙方的陳述,可以認定被告在處理原告委托的貨物運輸事務時并不存在過錯。

1. 在溝通磋商期間被告多次向原告表達了當時疫情情況下貨物運輸時間的不確定性和相關限制,并未約定明確的承諾送達時間,被告未違反雙方約定。

2. 從受托人義務出發,被告作為受托人業已完成雙方約定的雙清、包稅、空派等主要委托事項。

3. 根據交易習慣、當時疫情影響等因素考慮,一方面雖然原被告雙方通過微信聊天的方式訂立合同關系,并未對各自的權利義務作出明確、細致的約定,但是可以明確雙方形成的是貨運代理合同關系,并非貨物運輸合同關系,貨運代理行業的交易習慣是明顯區別于運輸行業的,原告將承運人的義務苛責于被告,顯屬不妥,另一方面,從雙方的微信聊天情況可知,原告在委托被告是對于當時疫情下貨物清關、運輸等事項的困難是具有一定預見性的,原告將當時疫情影響下貨物運輸過程中的風險完全歸咎于被告,亦有不妥。

分析:

從上述兩個案件的分析來看,兩個案件的法官分別將法律基礎定性為運輸合同關系與貨運代理關系。一旦法律關系進行區分定性,對應的權利義務則完全不同。

運輸合同關系項下的責任承擔法律依據:

《合同法》第288條(《民法典》第809條)

運輸合同是承運人將旅客或者貨物從起運地點運輸到約定地點,旅客、托運人或者收貨人支付票款或者運輸費用的合同。

《合同法》第290條(《民法典》第811條)

承運人應當在約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內將旅客、貨物安全運輸到約定地點。

貨運代理關系項下責任承擔的法律依據:

《合同法》第406條(《民法典》第929條)

有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過錯造成委托人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請求賠償損失。無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委托人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請求賠償損失。

受托人超越權限造成委托人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

即:運輸合同關系,承運人有按約定期間運輸的義務,否則需要承擔責任。貨運代理關系關系下,受托人只要證明自己無過錯就無需承擔責任。

附表:裁判文書網關于雙清包稅案件的審理思路與裁判結果

微信圖片_20220224133839.jpg

二、根據類案檢索,就“雙清包稅”相關糾紛得出的審判觀點歸納

筆者通過檢索發現,雙清包稅案例爆發于疫情期間,從公布的法院來看,主要集中在浙江法院。被告多為貨運代理公司,其抗辯理由主要為:1. 雙方之間成立的是貨運代理關系;2. 被告承接了出運事項后隨即轉委托至下家貨代公司或承運人處理;3. 被告完成了所代理的義務,貨物的最終后果由原告自行負擔;4. 對于送達時間未予以承諾,僅是預估時間。

就目前法院的審判觀點及我們代理案件的情況,就上述貨代抗辯觀點作如下法律分析:

(一)關于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1. 雙清包稅空加派兼具運輸和代理

從目前現有的法院判例來看,法官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具有不同的思路。少部分判例從合同目的來認定,原告的國外客戶向原告訂購口罩等防疫物資,因此原告需要委托被告運送至國外客戶手中,其中包括貨物運輸至出口海關、出口報關、空運、進口國報關最后派送至客戶手中。從目的來看,強調的行為效果是運送至國外客戶處,應認定為運輸關系。而是大部分法院判例從合同成立的形式來看,均將其認定為貨運代理關系。在此方面,按照法律規定被告存在過錯,則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我們認為,合同的性質需依照合同的內容來進行確定。由于雙清包稅服務事項存在著綜合的服務事務,有運輸也有其他例如報關、繳稅等代理事項,也即合同內容包含了運輸和代理等事宜。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只要能夠厘清雙方責任,落實責任承擔,對于案件事實的解決。

2. 合同性質對應的責任

對于雙清包稅案件,無論是運輸合同關系還是貨運代理關系均不影響案件結果的的確定。無論是運輸合同還是貨運代理合同,由于出運的口罩具有即時性,通常在貨運出運會約定時效,如果未在約定的時間到達,運輸何用項下違反送達時效義務。而對于貨運代理合同項下而言,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到達,貨運代理需要舉證證明系因自身貨物原因,與貨代無關才可以免責,存在著舉證責任倒置的問題。所以,一般情況下,由于貨代積壓承運貨物,貨物運輸線路方式混亂等原因,貨代需要就未在約定的時間送達承擔相應的責任。

此外,若是貨物自身的原因,無論是運輸合同還是貨運代理合同關系,均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所以,從整個合同關系來看,需要厘清貨物未在約定時間送達或者丟失的原因究竟為何,才能判斷責任的承擔。如果承運人、貨運代理企業無法舉證說明,則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關于被告方的責任承擔

我們從代理的案件以及檢索的案件來看,被告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均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過錯。

1. 未經同意擅自轉委托

由于國外疫情爆發,口罩外貿價格飛漲。各種各樣的貨代公司均紛紛做口罩出口運輸生意。但是,由于管控嚴格,口罩正常途徑耗時甚至無法正常出口,只有劍走偏鋒,走雙清包稅渠道。由于有些貨代公司不具有雙清包稅的能力,于是采取接訂單然后轉委托給能具體操作事務的第三人。例如,上述這些案例中,原被告達成雙清包稅出運貨物意思表示一致時,被告均系以其本公司名義與原告進行洽商,收取費用,也未告知原告涉案貨物會經轉委托出運,也未披露轉委托第三人的存在。

當貨物狀態下落不明時,原告開始追查貨物的下落。被告兜不住,建立的微信群進行三方溝通。通常,此時原告才會得知轉委托第三人的存在。因此,被告未同意被原告將出運事務轉委托給他人辦理。是擅自轉委托行為。

根據《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三條規定:受托人應當親自處理委托事務。經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轉委托?!ぁぁぁぁぁまD委托未經同意或者追認的,受托人應當對轉委托的第三人的行為承擔責任?!睹穹ǖ洹访鞔_對未經同意的轉委托行為進行歸責。

被告建立微信群聊,三方溝通的行為以及原告在群里直接與第三人對話追查貨物狀態、時間的行為不能視為原告對轉委托的追認。

2. 未在約定的時間送達

如上所述,疫情導致的口罩緊缺具有一定的時間緊迫性,也即口罩的價格必然會隨著市場的飽和而變低。時間對于出口口罩來說至關重要。因此,原告們不一定會在意如何運送,但是必然會在意能不能準時到達。被告們抓住著一現狀,收取高昂的運費,然后轉給第三人。但是一旦貨物交付給第三人后,被告們也即對口罩的時間約定失去了控制。即,原告催問被告時間,被告轉而向第三人催問時間。由于能夠承辦雙清包稅貨代業務積壓或者航線等選擇問題,最終貨物未在約定的時間送達,甚至造成丟件。面對原告的各種催問,被告則可能編造貨物的流轉情況,進而穩住原告。原告隨即將相應的信息告知國外客戶,最終造成惡性循環,導致國外客戶取消訂單。

在未約定的時間送達,甚至丟件的情況下,被告自然需要對原告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責任。

三、“雙清包稅”案件引發的啟示:

綜上,通過筆者團隊代理的案件以及裁判文書網絡檢索案例分析而言,我們認為,就法律關系而言,雙清包稅空加派同時包含報關、交稅、運輸等事項,應當兼具運輸與代理的雙重法律性質。就承運人、貨代公司遲延送達貨物,或者丟失貨物而言,如果不能證明自身無過錯,則應對委托人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承運人、貨代公司擅自將委托事項轉委托給第三人的,不能以委托人向承運人、貨代公司追問貨物狀態等行為,來認定委托人追認轉委托,承運人、貨代公司仍應對第三人所造成的損失負責。筆者團隊也提示相關外貿公司及貨代公司,在選擇以采用何種模式出運貨物時,盡可能對雙方權利義務、出運時間以及貨物運輸情況作出詳細約定,以減少法律風險的產生。此外,如果選擇“雙清包稅”,試圖逃避海關商檢和稅收監管,造成假冒偽劣疫情防控物資充斥市場流通環節,不僅影響國家稅款征稅和國境衛生安全監管,也無助于全球共同對抗新冠疫情大流行,由此造成的后果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貨款兩空,更有“逃避商檢”乃至走私的嫌疑。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