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美破產法關于擔保財產如何計收管理人報酬的規定(上)

發布時間:2021-08-30

文丨王樹軍 匯業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自2016年全國法院落實破產審判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加快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案件的審理之后,我國破產案件數量呈現井噴式上升,如上海法院破產2017年案件收案量相比2016年增長225.6%,為此前近十年平均收案量的3.4倍。[1]隨著破產案件審判高潮的來臨,破產企業管理人報酬的計量和支付問題受到破產從業人員的廣泛關注,其中關于擔保財產計收管理人報酬的規定飽受詬病。筆者嘗試對我國破產法下擔保財產管理人報酬計收規定的不合理性進行簡要分析,并對美國破產法對擔保財產計收管理人報酬的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進行調研探討,以期能為我國破產立法和司法實踐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我國破產法關于擔保財產計收管理人報酬的規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下稱“《管理人報酬規定》”)第二條第一款,法院根據債務人最終清償的財產價值總額為基數,在不同比例限制范圍內分段確定管理人報酬(下稱“標準計酬規定”);同時第二款規定,“擔保權人優先受償的擔保物價值,不計入前款規定的財產價值總額”。另外,《管理人報酬規定》第十三條規定,“管理人對擔保物的維護、變現、交付等管理工作付出合理勞動的,有權向擔保權人收取適當的報酬。管理人與擔保權人就上述報酬數額不能協商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參照本規定第二條規定的方法確定,但報酬比例不得超出該條規定限制范圍的10%”。

由上述可知,我國破產法對于管理人報酬的確定采用的是按標的計收,即根據最終清償財產價值的一定百分比計收,但是對“最終清償財產價值”屬于擔保財產價值還是無擔保財產價值進行區別對待,前者管理人可收取的報酬上限是后者的10%。例如,若兩個破產案件最終清償財產價值均為100萬元,但一個案件清償財產價值全部來自無擔保財產,另一個全部來自有擔保財產,則前者按上限12%標準管理人至多可收取12萬元報酬,后者按上限12%之10%的標準管理人至多可收取1.2萬元的報酬。

二、有擔保財產管理人報酬計收規定的不合理性

1. 計酬基數不包括擔保財產價值 VS 破產案件擔保財產占大多數

根據我國破產法規定,企業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是企業進入破產程序的前提條件。在企業破產之前,債務人企業通常會通過各種擔保途徑進行融資自救,將能抵押或擔保的財產均設置抵押擔保,而管理人面臨的往往是債務人無財產可破或大多數財產均已被抵押或擔保的局面。如“廣西破產企業管理人隊伍建設的調查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所示,在受訪破產管理人經辦的破產案件中,債務人企業財產大多已抵押的情況高達67.45%,且65.13% 的情況下,債務人企業未抵押的財產一般處分價值不高,難以處置。[2]在此情況下,我國破產管理人要么因債務人無產可破而收取不到管理人報酬,要么因破產企業財產大多已設置抵押或擔保只能收到較少的報酬。

2. 最高比例限制 VS 管理人與擔保債權人協商

如前文所述,《管理人報酬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對于擔保財產價值的計酬,管理人可與擔保權人協商確定,協商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參照標準計酬規定限制范圍的10%確定。因該條規定的比例上限很低,導致擔保債權人喪失協商動力,管理人喪失議價權利,大多直接按該條規定的上限支付管理人報酬。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定的協商程序完全被擱置,據此確定的管理人報酬根本不能體現市場標準。在《管理人報酬規定》頒布之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對《管理人報酬規定》的適用作如下解讀“管理人報酬表面上是司法裁量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市場問題?!豆芾砣藞蟪暌幎ā纷鳛榭赡苡绊懯袌龆▋r的公共干預政策,要尊重市場價值規律,為市場調節機制發揮作用留出足夠的空間,避免過分的約束或保護造成對市場價值的扭曲”。[3]《管理人報酬規定》頒布已十載有余,我國社會經濟也發生了較大變化,10%的規定已嚴重限制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3. 缺乏吸引力的管理人報酬 VS 亟需吸引高素質專業人士

如前文所述,破產企業財產大多已設置抵押或擔保導致管理人只能收到較少的報酬,很難吸引高素質專業人士的加入。而商業制度是需要效率的,沒有效率的程序缺乏正當性。接受財產、保管財產以及資產變現的費用全部被優先撥付是為了實現破產分配財產價值的最大化目的。所有的債權人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而清算人就是他們利益最大化行動的一個代理人。[4]因此,如何吸引高素質專業人士加入破產行業以提高破產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是值得關注和探討的,而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報酬毋庸置疑是有效方法之一。為此,不少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呼吁應當允許管理人對擔保物收取合理的報酬。王欣新教授認為當擔保物覆蓋債務人全部財產時,破產程序已是為擔保債權人的利益而進行,尤其是破產清算程序,所以擔保債權人應承擔無擔保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全部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包括合理的管理人報酬[5]。

綜上,筆者認為,為避免過分的約束造成對市場價值的扭曲,應取消《管理人報酬規定》第十三條10%限制,設置較高的起點和幅度較大的比例范圍由擔保債權人與管理人自由協商。有鑒于此,筆者查閱了美國相關破產法律規定及專業文章,以期能有所借鑒。具體請見《淺析中美破產法關于擔保財產如何計收管理人報酬的規定(下篇)》。

參考文獻:

[1] 朱衛東、劉晨、高建清:《上海法院破產案件情況大數據深度分析報告重磅推出》,載于微信公眾號“破產重整那些事”

[2] 李夏菲、梁炳蘭、楊少淇、郭仁杰:《企業破產管理人制度運行的困境與出路》,西部學刊,2021年04月下半月刊

[3] 楊征宇:《<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應用,2007年上半月

[4] 楊忠孝:《破產法上的利益平衡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95頁

[5] 王欣新:《破產費用、共益債務與物權擔保債權間的清償關系》,人民法院報2015年9月2日,第007版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