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維C廠商緣何勝訴美國壟斷案?——兼評豁免抗辯的適用規則

發布時間:2021-08-18

文 | 潘志成 匯業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2021年8月10日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對華北制藥維生素C壟斷案宣判,再次推翻了一審法院認定被告構成壟斷并應賠償1.47億美元的判決,判令發回重審并指令一審法院駁回原告起訴。[1]許多媒體將維C案解讀為“美國對華反壟斷第一案”,究竟是否為第一案其實并沒有經過嚴格考證,但該案經過歷時16年的訴訟,多次出現戲劇性反轉,最終在當前國際背景下取得勝訴判決,的確值得關注。

另一方面,對于從事反壟斷法實務和研究的專業人士而言,維C案值得特別關注的點在于該案涉及不同類型豁免規則在壟斷抗辯中的運用,尤其是本次主筆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判決的Nardini法官在判決書中對國家行為、外國主權強制和國際禮讓等豁免規則能否適用于該案分別進行了詳細闡述,因此該案對于我國企業如何運用豁免規則來抗辯壟斷指控,可以帶來不少啟迪。

一、與眾不同的美國維C壟斷案

美國維C壟斷案起始于2005年動物科學產品公司等美國公司(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 Ranis Company Inc.)向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訴稱華北制藥和河北維爾康制藥公司等中國公司(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and Hebei Welcome Pharmaceutical Co., Ltd.,原有四家被告,其他被告已提前和解放棄訴訟)達成維生素C價格壟斷協議。該案在2013年由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判決被告構成壟斷并判決賠償1.47億美元;在被告方上訴之后,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在原告方向美國最高法院申請調卷審理之后,美國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二審判決,判令二審法院發回重審;時至2021年8月10日,第二巡回上訴法院重審再次判決推翻一審判決。

如此曲折的訴訟過程并未讓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Nardini覺得罕見,但其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本案一個比較罕見的地方在于(unusual, 判決書第4頁),針對原告方的指控被告方并不否認訴稱之價格壟斷行為存在,而是抗辯稱該定價行為是根據中國法律要求而做出,因此主張應豁免適用美國反壟斷法。

本案另外一個史無前例(historic act,判決書第7頁)的特殊之處在于,中國商務部作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首次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出庭,向法庭提交了對中國法律的解釋意見,證明被告方實際上是根據中國法律所要求的出口外貿由商會進行價格預核準的方式進行定價。不僅如此,本案被告和中國商務部聘請的律師可謂美國反托拉斯法律師界的天團,包括時任美國律師協會反托拉斯法分會主席的Jonathan Jacobs擔任被告律師,和擁有在美國最高法院出庭最多次數記錄的Carter Phillips擔任商務部律師(參見潘志成:《維生素反壟斷訴訟,是誰代表中國商務部在美國最高法院出庭?》)。

對于豁免的具體理由,被告方曾分別依據國家行為(state action)、外國主權強制(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和國際禮讓(international comity)這三種不同規則來主張本案的豁免適用。然而被告方主張的三種豁免規則均未被一審法院認可,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在首次判決和重審判決中,也僅認可國際禮讓豁免規則可在本案中適用。那么這三種豁免規則究竟有哪些異同,又分別有哪些適用條件?

二、國家行為豁免規則及其適用條件

如前所述,被告方在本案中抗辯被告行為應豁免適用美國反壟斷法(反托拉斯法)的理由之一是國家行為豁免規則(state action doctrine/act of state doctrine,又可被理解為州行為豁免規則)。國家行為豁免規則雖然也可被外國企業在壟斷案件中援引進行抗辯,但該規則更多地被運用于美國國內的反壟斷案件中。

例如,在美國最高法院于2013年審理的FTC v. Phoebe Putney案中,FTC指控被告Phoebe Putney Health Systems醫療機構通過收購醫院排除限制了競爭,但被告抗辯其根據喬治亞州的立法授權可以通過收購醫院的方式整合醫療資源,因此其并購行為應豁免反壟斷法的適用。美國最高法院在該案中重申國家行為豁免的適用應滿足兩個要件:1)立法明確(clearly articulated)排除競爭而采用其他規則;2)被授權機構積極監督該規則的運行(actively supervised)。據此,美國最高法院指出喬治亞州的立法盡管授權被告通過收購醫院整合醫療資源,但并未明確排除競爭規則,因此不能根據國家行為豁免規則豁免。

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在維C案判決書中指出,本案也無法根據國家行為豁免規則豁免,其理由是本案中涉訴的被告均為相關企業,并沒有出現國家機構或官員這樣的角色來廢止或取消競爭規則,因此無法適用國家行為豁免規則豁免美國反托拉斯法的適用。

三、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及其適用條件

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 Doctrine/FSC),也是一項在外國企業在美國壟斷案件中常常援引的豁免規則。根據該規則,如果外國主權政府強制要求本國企業履行特定行為,而該行為同時又違反美國法律,則外國企業可以依據外國主權強制規則豁免美國法律的適用。

然而,美國法院在適用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時條件非常嚴格,一般法院會要求企業證明如果不遵守外國主權政府要求則面臨極大的處罰風險,有些法院甚至會要求企業應證明其已經最大努力遵循了美國法律,因此很少外國企業可以運用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抗辯成功。Interamerican Ref. Corp. v. Texaco Maracaibo Inc.是少數運用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抗辯成功的案例,在該案中委內瑞拉石油部不僅制定限制石油貿易的法規,還密切監控企業的石油貿易活動,對違反法規的企業處以取消石油貿易權的處罰。

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在維C案判決書中也指出,被告無法根據外國主權強制豁免規則主張豁免,因為本案證據并沒有顯示涉案被告企業是被強迫進行壟斷合謀定價,而更多地顯示涉案企業出于自愿進行了壟斷定價。

四、國際禮讓豁免規則及其適用條件

國際禮讓豁免規則(international comity doctrine)也經常被外國企業運用到對美國反托拉斯法的抗辯中。該規則又可進一步分為立法規范禮讓(prescriptive comity)和司法裁判禮讓(adjudicative comity),而無論是立法規范禮讓還是司法裁判禮讓,其適用前提都是外國法律與美國法律存在真實沖突(true conflict)。

根據司法裁判禮讓規則,如果外國法律與美國法律存在真實沖突,就相同案件外國法院已對外國公司行為作出判決,在此情況下根據謙抑原則,美國法院應避免再次對外國公司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決。而根據立法規范禮讓規則,法院在對美國反托拉斯法進行解釋時,應假定國會在立法時已考慮到其他國家對相同行為存在不同規定,因此為確保和諧共處的國際環境,不會意圖將法律適用于存在不同立法規范的國家。

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指出,本案被告主張的國際禮讓豁免規則應屬于立法規范禮讓,在中國法律與美國法存在真實沖突的前提下,應當排除美國反托拉斯法對中國企業的適用。

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曾在首次判決時曾指出一審法院應尊從(conclusive deference)中國商務部對本國法律的解釋,而不應審查其解釋是否與證據存在矛盾。在原告方申請美國最高法院再審之后,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的尊從標準存在錯誤,法院不應尊從商務部的解釋,而應對商務部的解釋審慎審查(careful consideration),并據此將案件發回第二巡回上訴法院重審(參見潘志成:《中美貿易戰與跨國反壟斷訴訟:維生素C案判決的誤讀與反思》)。

本次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正是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審慎審查標準,再次審查了商務部的解釋,以判斷是否可以明確證明中國法律的確與美國反托拉斯法存在真實沖突。在審查時不僅僅考慮商務部對中國法律的解釋,還分別考察了中國法律條文字面的含義以及立法的演變、其他企業遵循中國法律進行外貿預簽章核準價格的證明材料,最終判定中國法律與美國反托拉斯法存在真實沖突,并根據國際禮讓豁免規則對中國企業豁免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

五、我國《反壟斷法》第十五條適用之反思——競爭效果分析還是豁免?

美國維C壟斷案涉及我國對外貿企業出口價格管制是否可豁免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問題。所謂豁免,正如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所指出,并不否定該行為構成違法,但是卻因國家或州的產業政策、強制性行為、或者不同國家的立法,而排除了法律的適用。

如果對比我國《反壟斷法》第十五條,尤其是第一款第六項“為保障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利益的「不適用本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不難看出第十五條款規定的也是豁免事項,即在所列舉的情形之下反壟斷法可排除適用。然而在我國反壟斷執法實踐中,卻往往將第十五條作為判定特定行為是否構成違法壟斷行為的判斷方法和步驟之一。

實際上,適用第十五條的前提,是已經判定該行為構成違法壟斷行為。適用第十五條僅僅是為在判定行為構成違法的基礎之上,再進一步考察對于該違法壟斷行為是否存在阻卻反壟斷法適用的情形。如果將第十五條作為判定行為是否構成違法壟斷行為的方法或步驟,勢必造成邏輯上的循環論證。

另一方面,由于第十五條不是對競爭效果進行分析,如果對限制競爭行為采用“推定違法+第十五條豁免”的判斷方法,實質上就等于不考慮特定行為的實際競爭效果,而僅對特定行為進行類型化判斷。如果真正對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進行合理分析,應考察行為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而不是僅僅根據行為的類型進行判斷。即便是對特定類型限制競爭行為,為簡便和快速執法,可以推定該等行為具有反競爭效果,也應當允許被告提供反證證明其行為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這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規定的含義。

參考文獻:

[1] Animal Sci. Prods. v. Hebei Welcome Pharma. Co. Ltd. No. 13-4791-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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