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糾紛中涉及刑民交叉問題的處理

發布時間:2021-07-30

文丨何四為 程園園 匯業律師事務所

編者按: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既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又涉及民事法律關系,且相互直接存在交叉、牽連、影響的案件。司法實踐中,民商事訴訟中涉及刑民交叉的問題,屢見不鮮,而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實踐中的難題,裁判分歧嚴重。本文擬根據刑民交叉問題的司法解釋,結合九民紀要的相關司法精神,對民商事糾紛涉及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作一探討。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處理原則

涉刑民交叉案件中,長期存在著兩種基本的處理原則:一是“先刑后民”;二是“刑民并行”(分別審理)。

1985年《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已失效)、1987年《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已失效)曾明確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一般應將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全案移送,該文件確立了“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在此處理原則下,有觀點認為,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案件的,應將民商事案件全案或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判決結果作出后再恢復審理。甚至還有觀點認為,只要民商事案件涉及經濟犯罪的,應將民商事案件全部移送,并駁回民商事案件的起訴;民商事案件未受理的,不應受理。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經濟犯罪問題規定》,2020年進行了修正)、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同一當事人因不同法律事實或不同法律關系分別發生民商事糾紛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與刑事案件應當分別審理,該規定改變了以往“先刑后民”的原則,而是適用一定的標準去判斷“先刑后民”還是“刑民并行”。前述規定的頒布及修訂,因涉及經濟犯罪而駁回民商事案件起訴或不予立案受理的情形逐漸減少,尤其是 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下稱《九民紀要》)的頒布,對于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有了較為明確的司法指導。

二、刑民交叉對民商事案件受理的影響

(一)民商事審理以刑事裁判結果為依據:先刑后民

《九民紀要》130條認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民商事案件時,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須以相關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刑事案件尚未審結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此種情形下,因刑事部分事實的查明對民事部分的審理具有前提性作用,因而適用“先刑后民”的審理路徑。

(二)分別審理的認定標準:同一事實、同一法律關系

《經濟犯罪問題規定》第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毒琶窦o要》128條對刑民交叉案件分別審理的原則進行了重申。根據以上規定,現有司法實踐中,認定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是否應當分別受理,其核心要點在于判斷是否為“同一事實”,屬于“同一事實”,則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處理,反之,則應當分別受理。

依據法律事實重合程度的不同,實踐中一般將刑民交叉案件分為事實競合型和事實牽連型。事實競合型是指同一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且兩者在行為主體、相對人以及行為本身等方面完全一致,呈現一種縱向的包容重合關系。事實牽連型是指同一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兩者僅有部分要素重合,呈現一種橫向的同位并列關系。在事實競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中,因刑、民屬同一事實,故不適用分別審理,而在事實牽連型刑民交叉案件中,刑、民事實僅具有牽連關系,無論刑事亦或民事均未對全部事實進行評價,故此種情形應適用分別審理。

《經濟犯罪問題規定》對于刑民交叉案件分別審理的處理規則要件是“不同的法律事實”(第一條)與“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第十條),《九民紀要》的處理規則是“不同事實”(第128條)。盡管《經濟犯罪問題規定》與《九民紀要》列舉了幾種應分別審理的情形,但對于一般性的處理規則要件,未進行明確的規定,即如何判斷“同一(法律)事實”、“同一法律關系”,并無明確。根據前述規定列舉的典型情形,并結合司法實踐的裁判觀點,筆者認為,關于“同一(法律)事實”、“同一法律關系”的認定,可以從行為主體、法律關系以及要件事實三個方面進行:

其一,從行為實施主體的角度判斷。“同一事實”指的是同一主體實施的行為,不同主體實施的行為不屬于同一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實踐中存在較多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等對外以公司名義從事相關活動,其個人涉嫌偽造印章、合同詐騙、集資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公司并未涉嫌犯罪),故公司常以案件涉嫌經濟犯罪為由主張應駁回民事起訴。對此,雖然《經濟犯罪問題規定》與《九民紀要》均列舉了應分別審理的類似情形,但實踐中采納公司答辯意見進而駁回受害人起訴的案件仍屢見不鮮。筆者認為,一般而言,因民事訴訟的被告為公司,公司本身并未涉嫌或構成犯罪,而刑事案件的被告為涉嫌犯罪的個人,兩案主體并不同一,不應屬于“同一事實”;

其二,從法律關系的角度判斷。如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時也是民事法律關系的相對人的,一般可以認定該事實為“同一事實”。實踐中,侵權行為人涉嫌刑事犯罪,被保險人、受益人或其他賠償權利人請求保險人支付保險金;主合同的債務人涉嫌刑事犯罪,債權人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因涉及不同的法律關系,均不屬于“同一事實”;

其三,從要件事實的角度判斷。只有民事案件爭議的事實,同時也是構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實的情況下,才屬于“同一事實”。如當事人因票據貼現發生民事糾紛,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匯票的出票人因簽發無資金保證的匯票構成票據詐騙罪,但鑒于背書轉讓行為并非票據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因而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不屬于“同一事實”。

三、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結果對民事判決結果的影響

刑事裁判與民事裁判在本質上均在于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實踐中,法院在考量刑民交叉案件的受理與否中,當事人的利益救濟狀況也是重要的考量要素。刑事裁判結果對民事判決結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刑事裁判中追贓退賠與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的協調問題。

關于此,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刑事追贓退賠是否排斥未補償部分的民事救濟方式;民事判決中的責任范圍如何確定。

關于問題一:刑事追贓退賠是否排斥未補償部分的民事救濟

現有法律法規對此并未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7次法官會議紀要中提出,刑事訴訟中的追贓和責令退賠程序僅解決受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財產返還和賠償問題,并不影響受害人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向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體主張民事權利。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也堅持了這一態度,在(2017)最高法民申4094號判決中,明確“在通過刑事追贓、退賠不能彌補李某全部損失的情況下,賦予被害人李某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對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相互補充的,并未加重溫某等人的賠償責任?!?2018)最高法民終778號判決又重申這一觀點,“刑事訴訟中的責令退賠程序解決的是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人之間的財產返還問題,并不影響被害人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體主張民事權利?!?/p>

故,在刑民交叉案件中,通過對最高院的裁判觀點進行梳理,當刑事追賠程序并不能完全補償被害人的損失,被害人再另行通過民事訴訟的程序就未得以補償的部分提起民事訴訟,法院通常都會進行受理。

關于問題二:民事判決中的責任范圍如何確定

實務中,刑事裁判確定追繳被告人違法所得返還給被害人后,對于民事判決中承擔民事責任主體與刑事裁判的被告人為同一主體時,民事判決結果應當扣減刑事裁判已確定返還的財物,此點并無爭議。爭議點在于,當民事判決的被告與刑事裁判的被告人不同時,如刑事裁判認定的被告行為在民事中被認定為表見代理,此時如何確定民事判決中的責任范圍。

針對此點,實務中有兩種處理路徑:一是將刑事裁判確定應返還的數額扣除后,再確定民事判決應當承擔的范圍;二是民事案件按照民事合同的履行情況確定責任主體應承擔的范圍,刑事裁判確定的需要返還的部分在執行程序中予以扣減。實務中采兩種觀點的具存在,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終778號判決中,采用在執行程序中進行協調的方式,即“至于被害人可能面臨的雙重受償問題,可通過執行程序中協調刑事退賠責任與民事責任等方式加以解決,不能以刑事案件尚未審結或執結為由,否定民事訴訟程序正常推進的必要性?!倍?2017)最高法民申1914號判決中,最高院又采取了先行扣減的方式,即“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追贓款應從民事責任人賠償范圍內進行扣減。在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應結合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認定,確定民事責任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和贓款的退還對象,避免民事權利人(刑事被害人)雙重受償?!?/p>

因此,民事判決中責任范圍的確定,不論法院采取何種裁判思路,最終的目的均在于平衡被害人損失與雙重受償之間的關系,既要避免被害人雙重受償,又要避免被害人利益落空。

綜而言之,刑民交叉案件的考量思路聚焦于兩個方面:行為人的行為是否被重復評價;受害人的損失能否得到充分救濟。具言之,從行為重復評價的角度,如民事案件被刑事案件吸收,則可能涉及重復評價的問題,故而受害人應通過刑事案件實現權利救濟;相反,如民事案件未完全被刑事案件所吸收,未牽連部分因非屬刑事案件審查范圍而未被處理,則受害人還需通過民事案件主張權利,法院應據此予以受理。從被害人充分救濟的角度,如受害人通過刑事追贓或責令退賠程序仍無法填平全部損失,則仍須通過民事訴訟追究相關主體的民事責任,法院也應當進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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