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訴解釋》中辯護律師的機遇和挑戰

發布時間:2021-03-24

文 | 徐楊 匯業律師事務所 律師

最高院新修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新解釋》),于年2021年3月1日生效實施。

《新解釋》共計27章、655條、9萬余字,歷經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專業委員會八次審議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三次審議,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來條文數量最多的司法解釋,也是內容最為豐富、最為重要的司法解釋之一。

與《2012年解釋》相比,增加“認罪認罰案件的審理”“速裁程序”“缺席審判程序”三章,增加了107條,作了實質修改的條文超過200條。

面對史上最強司法解釋,對于辯護律師尤其是在審判階段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鑒于篇幅限制,本文擬從“辯護與代理”一章進行梳理和評析,拋磚引玉,與同仁共勉。

一、《新解釋》的變化

(一)擴大不得擔任辯護人的范圍。

(二)明確值班律師制度。

(三)明確指派辯護與委托辯護并存的選擇權。

(四)完善閱卷權,明確訊問錄音錄像查閱規則。

(五)刪除了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時辯護律師的在場權。

(六)刪除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復制案卷材料收取費用的規定。

(七)確立律師助理參加庭審的規則。

二、變化解讀

(一)擴大不得擔任辯護人的范圍。

增加兩類禁止擔任辯護的人:

(1)被開除公職或者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

(2)配偶、子女、父母三大近親屬在法院任職的人。

(二)明確值班律師制度。

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中的職能作用,2017年“兩高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的意見》(下稱“《值班律師工作意見》”),成為值班律師制度的主要依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為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必要辦公場所和設施。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訴訟中,值班律師只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可以適用所有當事人,值班律師是法律援助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種特別保障制度。被告人無辯護人情況下,法院負有告知約見值班律師的義務。

在押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或者法律幫助申請,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及時轉交法律援助機構或者通知值班律師,“及時”理論上應為“立即”。

(三)明確指派辯護與委托辯護并存的選擇權。

對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辯護,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又代為委托辯護人的,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意見,由其確定辯護人人選。

(四)完善閱卷權,明確訊問錄音錄像查閱規則。

首先,賦予值班律師同辯護律師相同的閱卷權,并且增設“電子數據拷貝”的復制方式。

其次,賦予辯護律師對訊問錄音錄像的查閱權。對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

再次,重申和強調《律師法》、“兩高三部”《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全國律協《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中律師保密義務,強化辯護律師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保密要求,法院可以要求相關人員出具承諾書。

最后,在強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同時,注意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明確訴訟代理人的權利與辯護人的權利基本相同,在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方面適用對辯護人相同的規定。

(五)刪除了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時辯護律師的在場權。

在辯護律師不宜或者不能收集證據,并向法院提出申請調查取證時,法院認為有必要的應當準許,調查取證過程辯護律師不需要在場,這不僅可以減輕辯護律師工作量,也是對律師個人安全的一種保護。

(六)刪除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復制案卷材料收取費用的規定。

根據財政部、國家發改委《關于清理規范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有關政策的通知》“停征涉及個人等事項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其中包括復制費含案卷材料費)”的要求,不少地方早已停收復制案卷材料的費用。因此刪除收費的規定。

(七)確立律師助理參加庭審的規則。

《新解釋》吸收“兩高三部”《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法院準許,可以帶一名助理參加庭審,從事記錄等輔助工作,有利于律師助理的成長,起到“傳、幫、帶”作用;同時也可以減輕律師的事務性工作負擔,提高辯護、代理的效能。但是律師助理不能從事“發表辯護、代理意見”的工作,具體包括申請回避、舉證、質證、辯論以及發表辯護、代理意見等訴訟行為。

三、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新解釋》在值班律師、閱卷權、調查取證權、配備律師助理等方面,豐富和完善了辯護律師的辯護權,為辯護律師在審判階段發揮辯護作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手段。但在強化辯護權之際,必須對這些變化要有精準把握和清晰認識,避免執業風險。

第一,對值班律師要有精確定位。

根據《值班律師工作意見》第2條的規定,法律援助值班律師應當依法履行下列工作職責:

(一)解答法律咨詢。

(二)引導和幫助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申請法律援助,轉交申請材料。

(三)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中,為自愿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對檢察機關定罪量刑建議提出意見,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應當有值班律師在場。

(四)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代理申訴、控告。

(五)承辦法律援助機構交辦的其他任務。

法律援助值班律師不提供出庭辯護服務。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可以依申請或通知由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律師提供辯護。

《新解釋》第46條也明確指出,值班律師的職責是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

簡言之,值班律師并不當然是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不能享有辯護律師的辯護權,他僅僅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

值班律師要成為辯護律師,還必須經過法援機構的指派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委托。因此精準把握值班律師定位,嚴格履行值班律師職責,區分與辯護律師權利的界限,避免越權,防范職業風險。

第二,明確“訊問錄音錄像”的查閱權范圍。

關于偵查訊問錄音錄像,見于最高院刑二庭在2013年《關于辯護律師能否復制偵查機關訊問錄像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的規定:“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但其中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應嚴格履行保密義務。你院請示的案件,偵查機關對被告人的訊問錄音錄像已經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并已在庭審中播放,不屬于依法不能公開的材料,在辯護律師提出要求復制有關錄音錄像的情況下,應當準許?!?/p>

《新解釋》新增的第54條對《批復》予以吸收并作適當調整,規定:“對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p>

具體而言:

(1)訊問錄音錄像的范圍限于“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0的規定,辯護律師自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本案的案卷材料。

對于移送法院的錄音錄像(包括訊問錄音錄像),無論是否已經在庭審中舉證質證,無論是直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還是用于證明取證合法性,均應當屬于案卷材料的范圍。

因此,取消《批復》中要求“已在庭審中播放”的限定,只要移送到法院,就可以查閱。

另外,本條規定的“訊問錄音錄像”,應當包括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相關監察調查過程的錄音錄像。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3第2款規定:“對于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認為需要調取有關錄音、錄像的,可以向監察機關調取?!?/p>

第76條規定:“對于提起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審前供述系非法取得,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將訊問錄音、錄像連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p>

(2)對于移送法院的證據材料(包括訊問錄音錄像),無論公開還是不公開審理,無論是否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都應當在庭審中舉證、質證后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因此辯護律師為行使辯護權,做好充分的辯護準備,也應當允許事先進行查閱。所以《新解釋》也取消了《批復》中“不屬于依法不能公開的材料”的限定。對于涉密的部分,《新解釋》第55條專門了規定保密義務。

(3)訊問錄音錄像可以查閱,但不能復制。

訊問錄音錄像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時候,可能涉及到偵查機關的辦案策略和方法,也可能涉及到其他關聯案件等,因此《新解釋》僅對“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改變了《批復》中“辯護律師提出要求復制有關錄音錄像的情況下,應當準許”的做法,限制辯護律師對訊問錄音錄像的復制權。

第三,嚴格貫徹“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保密要求。

《新解釋》新增的第55條規定:“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應當保密;對不公開審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在辦案過程中獲悉的案件重要信息、證據材料,不得違反規定泄露、披露,不得用于辦案以外的用途。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相關人員出具承諾書。違反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報司法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建議給予相應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p>

上述規定盡管是對《律師法》、“兩高三部”《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全國律協《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中相關規定的重申,除了進行照應的考量,更為重要的是旗幟鮮明的表明對辯護律師保密義務強化的態度,特別是在信息傳播技術更為發達、便捷的情況下,辯護律師更容易利用自媒體等平臺披露案情,給法院造成巨大壓力。

在實踐中,違反保密義務導致律師被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責任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

因此,要充分認識保密義務的重要性,防范執業風險,才能更好的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新解釋》的全面實施,人權保障觀念的發展進步,必將為刑事辯護業務帶來更多的機遇,但執業風險也隨之而來。只有精準掌握《新解釋》的立法意圖,吃透精神,才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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