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業郭亞飛律師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探討國家個人破產立法與浙江高院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制度

發布時間:2020-12-07

今年5月20日,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健全破產制度,改革完善企業破產法律制度,推動個人破產立法,實現市場主體有序退出。

早在2019年7月,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在關于《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確要研究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重點解決企業破產產生的自然人連帶責任擔保債務問題。

繼深圳推出全國首部個人破產法規之后,浙江、山東亦先后開始探索個人破產制度。12月2日,《浙江法院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類個人破產)工作指引(試行)》(下稱《工作指引》)正式發布;3日,《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個人債務清理的實施意見(試行)》(下稱《實施意見》)也隨即出臺。

這意味著,各省市對于個人債務清理(類個人破產)的司法實踐不斷加碼,且有望推動更高位階的司法保障。

匯業律師事務所郭亞飛律師接受了第一財經的采訪,以下是根據第一財經記者鄒臻杰撰寫的《多地探索個人破產制度,國家層面立法還有多遠》整理的文稿實錄。

郭亞飛律師:個人破產制度的立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步驟。深圳、浙江、山東東營等地的實踐,為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經驗,雖然步伐有快有慢,但獲得的成效以及遭遇的難題,都是非常有益的嘗試。個人破產制度在國家層面上的立法是目標,在國家層面立法之前逐步完善、解決難點還是很有必要的。

深圳、浙江、山東東營的法律文件有何異同?

郭亞飛律師:三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深圳的《個人破產條例》是地方立法,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個人破產法律制度;浙江的《工作指引》、東營的《實施意見》,兩者的法律依據主要還是立足在執行和解程序上。

換句話說,這兩地所指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在法律上體現為一種集中的執行和解協議。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破產程序,所以浙江高院的文件標題中也有“類個人破產”字樣。

浙江的《工作指引》,包括了溫州、臺州、麗水等地的實踐。

浙江全省法院將統一適用這份《工作指引》,突破了地級市的限制;《工作指引》的實施必然會帶來全省的府院聯合、配套制度,提升債務清理制度的效果”郭亞飛告訴記者,《工作指引》是對多個先行先試地區經驗的高度總結,可以在新的起點上探索新的重點難點。

比如,《工作指引》中的29條、30條,對債務人的財產狀況的調查核實以及審查標準做了詳盡列舉式的規定;也就是說,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債務人(即“老賴”)與“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予以區分,對前者強制執行,給后者寬松的制度出路。

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面臨哪些難題?

郭亞飛律師:就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而言,其相對于真正的個人破產制度,在實踐中會到較多困難,這是由于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最大的限制是現有法律框架與自愿原則,這大大弱化了清理工作的“威力”。

比如,現有的“債權人會議的多數表決制度”和“法院依職權裁定通過清算方案”這兩項破產法核心制度無法適用,從而影響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的效率和效果。

最典型的就是民營企業在向銀行貸款時,銀行不僅要求企業提供抵押等物權擔保,而且要求企業的老板、股東、親屬等相關自然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

在這種情況下,當企業陷入破產危機時,即使通過破產重整程序進行挽救,也只是救得了企業,但救不了老板和其他自然人、擔保人。銀行對這些自然人債務的態度一般都是“寧愿掛賬掛著,一分錢拿不到也不能豁免”,因為地方銀行無權自行處置不良資產。

另外,不舍得放棄利益是債權人的本性,配合意愿不高就會很常見。在實操過程中,家庭共有財產區分、配偶家屬不愿意配合或者承諾后反悔、個人債務清理管理人賬戶開立等都是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下一步,個人破產制度上的完善將集中在“通過執行程序與清理程序的銜接進行財產處置”“充分關注財產申報、調查、核實等強制執行制度中的個人破產因素”“加大信用懲戒力度”“探索合理的附條件債務免除制度和信用限制制度”等幾方面。如何防止逃廢債情況發生?

郭亞飛律師:這確實會影響債權人及債務人之間的誠信。除了通過信用聯合懲戒(對債務人進行消費等的行為限制)等方式外,還可以加強府院聯合、增加債務人考察期間的監督措施等。此外,還可以調整刑事立法,增加罪名或法定刑,加強對債務人的威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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