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屬于刑法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發布時間:2020-09-03

文 | 闞宇 合伙人   程溪 匯業律師事務所

隨著社會信息化建設的推進,信息資源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在諸多信息資源中,個人信息的價值逐步提升,成為了社會信息化建設中最重要的信息資源。同時,與之相伴生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情況也日益嚴重,由此滋生了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綁架等一系列犯罪,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引發社會信任危機,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也因此被稱為網絡犯罪的“百罪之源”。另一方面,對于侵犯個人信息刑事打擊力度也在逐年增強。筆者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為案由,檢索了2015-2019年度(2015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中國裁判文書網5483件一審刑事判決書。數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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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機關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打擊力度、廣度的拓展也引發了一定的爭議。在企業征信業務領域,部分個人或企業通過網絡等公開渠道所獲取的企業征信信息等材料中含有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姓名、手機號碼、公司地址、經營范圍、注冊資金、所屬行業、企業類型等信息,征信機構在對企業公開信用信息的采集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包含法定代表人姓名、手機號碼等信息,此類信息相互結合后能夠識別出具體的自然人身份,是否將該信息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關系著相關主體經營或使用企業公開征信信息行為的罪與非罪問題。

一、司法實踐中認定的差異

企業公開征信信息,是指征信機構依據《征信業管理條例》、《征信機構管理辦法》、《企業征信機構備案管理辦法》規定,對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以下統稱企業)的信用信息進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對于此類信息是否能認定為刑法上的公民個人信息,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出入。既有將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中個人信息的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而入罪的判決,也存在將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中個人信息排除在公民個人信息之外而出罪的判決。

(一)人民法院判決認定的差異

1.入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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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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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法院判決認定的差異

1. 入罪案例

除相關司法實踐中的認定差異之外,人民法院所刊載的部分指導案例中對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中的個人信息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也存在不一致的觀點。在最高人民法院主辦的《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32期中刊載了《公開的工商企業登記信息也可成為公民個人信息》一文,文中援引案號為(2017)渝0154刑初342號的刑事判決,在裁判要旨中認定:個人信息權,具體可以歸納為可識別信息、活動情況和可能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信息三大類。公開性并非公民個人信息的排除事由,行為人未經被收集者同意,將部分能夠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網絡公開的工商企業登記信息出售或提供給他人,即使其獲取手段合法,亦屬于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行為。

2. 出罪案例

同樣是最高人民法院主辦的《人民法院報》在2018年6月21日刊載了《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例外》一文,援引了經歷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的案例,在裁判要旨中認定:企業根據法律法規規定或為經營所需而公開的企業信息,即使包含了個人姓名、聯系方式,亦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原審認定該類信息屬公民個人信息有誤。

在上述判決以及有關指導案例中,不論是將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中個人信息認定或不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均引述了兩高《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解釋》)作為其裁判依據。上述判決及案例中的認定沖突,體現了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懲治與企業正常生產經營中信息需求之間的矛盾。

二、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應當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款規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是指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或者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符合性看,若要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行為人必須有出售、提供或者竊取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的行為。從侵害對象或者法益看,行為人所進行行為的對象必須是公民個人信息??梢哉f,企業信息中依法或者為經營公開的自然人信息是否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直接關系到有關案件罪與非罪的問題。

我們認為,企業公開征信信息所包含的個人信息屬于法人在企業中的履職信息,不屬于刑法、行政法意義上的個人信息;且在網絡信息數據特別是企業公開征信信息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基本經營需求的情況下,將企業公開征信信息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打擊面過廣,不符合刑法謙抑性、補充性以及最后手段性的原則。

(一)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屬于行政法意義上的個人信息

根據《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須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為前提。對于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中個人信息是否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應當進一步審查出售、提供行為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禁止性規定。

以筆者所辦理的相關案件經驗,相關案件中的企業公開征信信息大都來自與“企查查”、“天眼查”等企業征信信息查詢平臺。以“企查查”為例,該平臺由蘇州朗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朗動”)所運營。蘇州朗動為中國人民銀行依據《征信業管理條例》、《征信機構管理辦法》、《企業征信機構備案管理辦法》接受備案的企業征信機構。

我們認為,蘇州朗動公司所從事征信業務中所采集并公示的信息為依法應當公開的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即使其所公示的信息中含有部分企業法人的姓名及聯系方式,根據《征信業管理條例》第十三條的相關規定:采集個人信息應當經信息主體本人同意,未經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公開的信息除外。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履行職務相關的信息,不作為個人信息。

(二)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在相關判決中,部分司法機關認為企業公開征信信息屬于企業工商登記信息的范疇。對于其中所包含的手機、電話號碼等信息,是否屬于“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應當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機關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指引》(高檢發偵監字〔2018〕13號,以下簡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指引》”)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審查認定進行審查,即對于企業工商登記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機、電話等號碼信息,應該“明確該號碼的用途”。由公司購買、使用的手機、電話號碼等信息,不屬于個人信息的范疇,從而嚴格區分“手機、電話號碼等由公司購買,歸公司使用”與“公司經辦人在工商登記等活動中登記個人電話、手機號碼”兩種不同情形。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混淆了企業公開征信信息和工商登記信息兩個概念。實際上,企業公開征信信息雖然與工商登記信息具有高度重合性,但是并不能等同于企業工商檔案登記信息。

國務院在2014年制定的《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第九條規定,企業年度報告中應當包括:(一)企業通信地址、郵政編碼、聯系電話、電子郵箱等信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規定,上述信息屬于企業應當向社會公示的信息。企業在經營過程所公開的相關信息經征信機構、企業采集后,相關信息就應當屬于企業公開征信信息的范疇,而非企業工商檔案信息。從刑法法益保護角度分析,當個人姓名及聯系方式等信息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或者為經營需要以企業基本信息的方式在互聯網公開時,是企業為了符合法律規定或者經營需要選擇將自然人信息從屬于企業征信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征信信息包含的自然人姓名及聯系方式,不能等同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三、結語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企業公開征信信息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從事企業征信業務的行為都不構成犯罪。相關單位或個人未取得經營資質的情況下對企業的信用信息進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出售、交換的行為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對于司法實踐中購買企業公開征信信息僅用于滿足企業正常生產經營中的數據需求的單位和個人,則不宜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這也符合刑法謙抑性、補充性以及最后手段性的原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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