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易時移 變法宜矣——對民法典草案之婚姻家庭篇和繼承篇的建議

發布時間:2020-02-18

文 | 章祺輝 匯業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民法典草案中的婚姻家庭篇和繼承篇基本上承襲了婚姻法和繼承法的規定,現行婚姻法制定于1980年,2001年修正,繼承法制定于1985年,至今未有修正?;橐龇ê屠^承法自從頒布實施以來,對調整我國社會的家庭關系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兩部法律均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為依據,基本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其中尤以以下兩個社會環境為依據:其一,結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計劃生育大背景,現行婚姻法和繼承法都是以核心家庭且是最小規模的核心家庭為規制原型制定的【1】。其二,公民收入以勞動收入為主,財產形式以有形財產為主。

中國社會經過三、四十年的高速發展后,以上兩個社會環境已發生巨變。國家從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到逐漸放寬乃至鼓勵生育,核心家庭的內部規模首先會擴大,且基于人口幾何級數增長的原理,一至二代后大家庭必然大規模出現。公民財產在這三、四十年里的積累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種類上也已經遠遠超出了當時的立法預期,按要素分配的比例不斷提高,股權、金融資產、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占居民家庭總財產中的比例也不斷提高。

自從中共中央提出制定民法典以來,民法學界一直熙熙攘攘,或是觀點不同或是門戶之見,筆戰不少,各抒己見,但是爭論的焦點多圍繞著體系和財產關系中的幾個具體技術問題展開,對親屬和繼承鮮有論及。筆者恰恰認為,民法典的制定在財產關系上“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對現行的民事法律規范進行科學整理”,因為財產關系法的三大支柱——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制定時間較短、司法解釋又豐富,與目前的社會經濟基礎基本適應,所做的只需要技術上的整理。但是,婚姻法和繼承法多年來沒有制度性的變更,婚姻法司法解釋也只是對具體的個別的問題的小修小補,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對法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關系的觀點,社會經濟生活條件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必須反映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變化,因此對婚姻家庭篇和繼承篇不應該只是簡單的吸收現行婚姻法和繼承法的規定并作小規模的技術調整,而是應該根據前述兩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作制度性的增補。

親屬與繼承雖然具有強烈的固有法、本土法的色彩,但不應忽視人類倫理的共性,比較法上的借鑒并非必須完全排斥,尤其是對東亞各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中的親屬與繼承制度完全可以作為他山之石予以參考。根據前述社會環境的變化,結合比較法上的立法技術和制度借鑒,筆者認為民法典草案中的婚姻家庭篇和繼承篇可作以下修改。

一、婚姻家庭篇名建議修改為親屬篇

婚姻家庭篇的篇名過多的集中在婚姻關系和最簡單的親子關系上,婚姻雖然是親屬關系的核心,但畢竟不是親屬關系的全部。在最為狹窄的核心家庭中,婚姻和最簡單的親子關系基本上代表了親屬關系的全部。但是,隨著核心家庭規模的擴大以及必然隨之而來的大家庭(家族)的出現,婚姻家庭已不能再代表親屬關系的全部。

二、明確家庭的概念

民法典草案雖然規定了婚姻家庭篇,但對家庭并無明確的定義,既無內涵又無外延,這樣導致民法典草案中所謂夫妻、子女為家庭成員的定義變為無本之木。正因為缺乏家庭的明確概念,導致民法典草案第一千零四十五條第三款【2】和第一千零五十條【3】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錯亂。

三、明確親等的計算方式

親等是親屬關系中的基礎概念,且與監護、繼承等制度密切相關。民法典草案中并無明確的親等的計算方式,僅以計算方式不明的代系來替代親等關系,忽視了生物學概念與法學概念應有的差別。

四、增加近姻親關系及曾經系近姻親關系為禁止結婚的理由

近姻親關系尤其是不同輩分的近姻親關系之間的婚配與中國傳統倫理不符,與民法總則的公序良俗原則直接沖突。實踐中因涉及購房資格、動拆遷利益等問題而產生的岳母與女婿、公公與兒媳結婚現象的引起社會廣泛爭議,對此應在民法典中明確為禁止結婚的法定事由。

五、增加家庭(家族)會議、家庭(家族)董事會和家庭(家族)章程的規定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本身應該具備完整的組織法上的法律規制。民法典草案仍以最小規模的核心家庭為規制原型,夫妻對家庭事務的平等處理權和簡單的家事代理制度顯然仍停在行為法層面的規制。缺乏組織法方面的規則和制度說明民法典草案未意識到家庭應具有獨立于家庭成員個別意志之和的總體意志。

六、增加共同遺囑的規定

共同遺囑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共同訂立一份遺囑,對共同財產作出處分的意思表示。就共同遺囑的成立要件而言,一是合同主體上,應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二是遺囑形式應為書面、錄音錄像等能明確表明繼承人意思表示的形式;三是內容上應為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對共同財產作出其死后財產處置的意思表示。對于共同遺囑的效力認定上,司法實踐中法官觀點均不統一,有的認為其為有效的遺囑,有的認為其形式雖有瑕疵但仍是表達立遺囑人處分遺產意志的有效文件,也有的認為其不符合現行繼承法規定而無效,按照法定繼承進行。所謂立案沉默處,司法喧囂處,民法典草案應該回應司法實踐的關切,對共同遺囑的效力、成立要件等作出明確規定。

七、增加后位繼承的規定,并在物權篇中同步配套完善不動產登記制度

后位繼承,是指在遺囑繼承中,被繼承人指定某繼承人繼承財產利益,對于該等財產利益,因某種條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實現而指定轉移給另一繼承人的特殊繼承制度。民法典草案未設立后位繼承制度,但是實踐中基于再婚夫妻雙方為了保存家族財產、被繼承人為了保護胎兒或者未成年人財產利益、為了使遺產發揮最大效用等緣由,衍生出后位繼承遺囑的不在少數。關于此類糾紛,各地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差異巨大,對是否承認后位繼承遺囑的效力以及如何處理后位繼承遺囑中涉及的遺產均持不同的觀點。民法典草案應回應司法關切,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八、增加繼承合同的規定

繼承合同是指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間、遺贈人與受遺贈人之間,就繼承權或受遺贈權的取得或者放棄等問題所訂立的合同。繼承合同系一種財產行為,其本質應為合同,應秉持合同法領域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當事人雙方可以自由設定權利義務,同時,繼承合同的受益人可以為合同雙方外的第三人(為第三人利益合同),這也大大突破了我國現有的繼承制度。承認繼承合同的效力并增加相應的規定是合理且必要的,一方面源于現實中存在不同形式的以遺產的處分及可能附隨義務為內容的合同,對此有必要以立法的手段對其格式要件等進行規定,指導普通的財產權利人按自由意志處分其財產。另一方面,因我國現行繼承法中對繼承合同沒有規定,司法審判人員在審理以遺產繼承或放棄為內容的合同時無法援引明文法律規定,只能類推適用相近的法律、司法解釋、法理等方式論述對該類糾紛案件的處理思路,而不同審判人員對該類“無名合同”的理解與裁判思路不同,增加關于繼承合同的規定有利于司法判決思路的統一,避免出現類案不同判的尷尬局面。

九、增加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放棄繼承的效力的規定

民法典草案僅規定繼承開始后繼承人可以放棄繼承,就繼承開始前繼承人是否能提前放棄繼承期待權未作出規定。雖然繼承期待權非現實實質性權利,不存在作出財產權利處分的可能。但遺囑一方面是遺囑人的自由處分自由財產的行為,另一方面從財產受讓者角度看,其是否接受相應遺產亦是對自己可能的期待權作出權利處分,在民商事領域尊重意思自治的法制精神下,在繼承開始前,可能有繼承權的主體作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也應該得到尊重,應承認其提前作出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且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可能存在有繼承權的主體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民法典草案應對遺產的放棄進行更為細致的規定。當然放棄繼承的權利與繼承人存在的法定的扶養義務不構成對價關系,不能以放棄繼承的權利為由不履行法定的扶養義務。

注釋:

【1】事實上將法律命名為婚姻法而不是親屬法,已經反映了規制對象的狹隘。

【2】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條第三款: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為家庭成員。

【3】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條:登記結婚后,按照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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