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精神病患者殺人悲劇重演?

發布時間:2018-07-10

文 | 吳冬 匯業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近日,廣州省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醫師陳仲偉在家中被砍30余刀經搶救無效去世,媒體報道該行兇者有精神病史記錄。同樣,在去年6月20日,在南京市秦淮區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寶馬轎車以時速近200公里行駛并撞車的重大事故,當場造成2人死亡、1人受傷。警方委托司法鑒定所對駕車人王季進進行司法鑒定,鑒定結論為:“王季進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該新聞一出,也引來全國網民的熱議,不少人質疑該司法鑒定的公正性和科學性,當時就有不少人提出了:如果該寶馬車主真的患有精神障礙,為何不對其強制入院治療反而允許其駕駛車輛,進而導致了這樣悲慘的后果?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2013年5月1日,我國首部《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至今已有三年,上述兩個案例證明了現有的《精神衛生法》實施狀況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如上述案例中的一些“精神障礙患者”由于未得到及時有效治療導致其對他人的人身傷害,另一方面則是無任何精神疾病的正常人因家屬或單位間的糾紛而導致“被精神病”、 “被強制醫療”的案例也屢見不鮮。比較有名的就是武漢鋼鐵廠工人徐武與上司發生糾紛后遭單位“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長達4年之久,其后上演了真實版的飛躍瘋人院,本案與南京寶馬車案及廣州弒醫案同樣受到了全國網民的高度關注,人民日報還專門發了評論文章,稱“精神病鑒定尤其是強制收治,很容易標準模糊乃至隨意輕率?!?nbsp;本文將從法律角度對我國現存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問題提出一些法律意見和建議,以確保正常的公民不會“被精神病”,真正的精神病人能有效的強制治療而不危害社會和他人。

一、現行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的問題

(一)現有立法不僅給予了近親屬和監護人強制送醫的權利,同時賦予了醫療機構強制醫療權。

雖然《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八條、三十條和第四十四條規定了精神障礙患者自愿住院,且自愿住院治療的患者可以隨時要求出院,醫療機構應當同意的規定,但是,因為《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了: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了:診斷結論、病情評估表明,就診者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對其實施住院治療:(一)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的危險的;(二)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毒裥l生法》的第三十五條第二款又規定了:精神障礙患者有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其監護人應當同意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監護人阻礙實施住院治療或者患者擅自脫離住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措施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這些條款表明我國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賦予了疑似精神病患者近親屬的強制送醫權和醫療機構的強制醫療權。

不少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案例大多都是和近親屬間的家庭糾紛所致,但《精神衛生法》仍舊賦予近親屬、監護人及醫療機構如此之大的權利而相應的法律規制和約束又如此之輕,進而制造了公民人身自由權被嚴重侵犯的溫床。另外,我國《精神衛生法》法律責任主體僅限于濫用強制醫療權的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而不包括濫用強制送醫權的近親屬、監護人,并且該法對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也規定的非常簡單、籠統,責任相對較輕,例如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將非精神障礙患者診斷為精神障礙患者的嚴重侵權行為,僅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或者責令給予降低崗位等級或者撤職的處分;對有關醫務人員,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執業活動。如此之輕的法律責任實際上是變現地縱容強制醫療權的濫用,立法及實踐中均不能充分有效遏制近親屬、監護人濫用強制送醫權和部分醫療機構濫用強制醫療權侵犯公民人身權的問題。

(二)我國《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制定?!钡珪r至今日,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依舊未出臺相關規定,導致我國對精神障礙分類、診斷和治療規范至今仍缺乏一個全國性的法定標準。

目前我國精神科醫師在臨床工作中診斷精神障礙的依據主要是參照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學會組織編寫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其第3版于2001年出版并正式使用?!吨袊裾系K分類與診斷標準》作為一個行業協會標準,雖然已經廣泛使用了15年,但是其不僅在學術層面上與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疾病及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分類》和美國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有沖突與爭議,也沒有與時俱進,更為重要的是精神障礙診斷和治療關乎對公民個人人身自由權的保護和對社會公眾基本人權的保護,只有制定一個法律法規層面的國家統一標準,才能讓真正的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同時讓正常人免于“被精神病”。

 (三)我國《精神衛生法》雖然在第二十五條規定了開展精神障礙診斷、治療活動的醫療機構所應具備的條件,但是現實中因醫療機構水平參差不齊,仍廣泛存在著同一精神病人在不同醫院的精神障礙診斷和鑒定結果出現截然不同的情形。

此現象不僅說明我國缺乏統一的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更說明了是否有精神障礙這一問題究竟該由哪一家醫療單位來判斷?根據《精神衛生法》的相關規定,法律將是否有精神障礙的初步判斷權利交給了近親屬、監護人等非專業人士,而將最后的決斷權利賦予了我國鑒定資質和水平參差不齊的醫院?!毒裥l生法》第三十二條到第三十六條花了較大篇幅規定了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對醫院出具的需要住院治療的診斷結論有異議的可以要求再次診斷和鑒定的。另外,該法又規定了,如果對再次診斷結論有異議的,可以要求符合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精神障礙醫學鑒定,這其實已經說明立法機關已經考慮到不同醫療機構會得出大相徑庭的醫療診斷報告,提高醫療機構醫師的診療水平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因為我國各省的精神科醫師招聘標準和條件十分寬松,部分醫院要求精神科醫師學歷是大專及以上,還有醫療機構甚至對精神科醫師的學歷和工作經驗沒有任何要求,例如2015年、2016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招聘的精神科醫師的學歷要求均為碩士,上海區級精神衛生中心的學歷要求普遍是本科、而上海市民政局所屬幾家精神衛生中心對精神科醫師的學歷只要求為大專。2002年發表于《上海精神醫學》針對全國36家精神衛生機構專業人員的問卷調查顯示,當時全國精神科醫師中有60.8%的人沒有本科學歷。2004年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對廣東省精神衛生機構專業人員的從業現狀進行了分析,學歷以大專、中專為主,??粕?8.16%、中專占44.10%。正是因為現實中精神科醫師學歷參差不齊才導致了精神醫療機構水平參差不齊,雖然上述兩項學歷的統計都是十年前的數據,但是現在精神科醫務人員相對于其他專業的醫務人員學歷普遍不高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這才是造成我們現在精神醫療問題的根源之一。

二、解決方案

強制醫療剝奪了自然人作為人的基本人權,自由權。我國《憲法》第37條規定了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1998年10月5日我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僅僅是依據《精神衛生法》具有對自然人進行精神障礙診斷、治療的醫院就有最終決定自然人是否需要強制醫療,剝奪其人身自由也是《精神衛生法》的一大立法缺陷。醫學上的專業問題應由醫生來判斷自然沒錯,但是,在目前診斷、治療缺乏一個統一標準且醫生在對精神障礙的診斷過程中是否會夾雜主觀因素的情況下,將醫生的診斷鑒定結果作為最終的決定是不合理的。關乎到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憲法權利問題,應由公民的司法救濟途徑和法院的司法復核機制予以完善和監督。

綜上所述,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所在,提出如下幾點法律建議:

(一)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盡快制定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作為法定的國家標準。

自我國《精神衛生法》施行之日起至今的三年多來,該法規定的應當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制定的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至今沒有出臺。精神障礙診斷較之于身體疾病的診斷具有更加復雜的社會和地域性。我國目前精神科醫生廣泛使用和依據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作為行業標準發布也已經有十幾年了,在醫學水平不斷發展和國內國際對于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治療領域的不同觀點的影響下,此標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中都不能滿足我國對精神障礙診斷的要求了。并且精神衛生問題不僅是全球性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更是關乎自然人基本人權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以一個行業標準對如此重大的問題進行判斷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根據無論是出于《精神衛生法》的規定還是精神障礙患者得到有效治療,同時正常人免于“被精神病”的需要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或衛生行政部門組織有關的行業協會、學會制定都亟待制定出統一的,法定的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在行業標準CCMD-3的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完善,使其上升為法定的國家標準。只有制定了精神障礙分類、診斷標準和治療規范的統一國家標準之后才能避免同病不同判、無病判有病、有病判無病等各種醫療亂象。

(二)我國《精神衛生法》應當著力于解決醫療實踐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同時應增加對疑似精神病患者近親屬、監護人和醫療機構的法律義務和責任的規定,此外,衛計委也應加快制訂醫療機構進行強制醫療的程序性規定,并對現有的精神衛生機構的醫師進行培訓,提高其業務水平。

例如在南京寶馬車案例中犯罪嫌疑人是屬于間歇性或短暫性的精神障礙,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將這類精神障礙人群篩查出來并給予針對性的治療是實踐中的突出問題。另外,很多近親屬、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導致這些精神病患者對社會或他人造成了人身的傷害。因此,我國《精神衛生法》應增加對疑似精神病患者近親屬、監護人和醫療機構的法律義務和責任的規定。同時,衛計委應加快制訂醫療機構強制醫療的程序和條件等程序性規定,例如達到什么程度的精神疾病才必須入院醫療、精神疾病患者在哪些情況下享有自主醫療決定權、如何避免醫院方面的工作或論斷錯誤及精神病人的法律權利義務等,并從立法及實踐層面對上述內容進行明確。此外,衛計委應對現有的精神衛生機構的醫師進行培訓,提高其業務水平。同時,國家衛計委也應當強制性的規定現有的各精神衛生機構必須吸收、補充一定比例的高學歷精神科專業醫師,以提高現有精神科醫師的整體學歷和業務水平。

(三)強制醫療權屬于公權力范疇,應當由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行使,而不應當賦予近親屬或醫療機構來行使該權力。建議借鑒法治國家的通常做法,規定“司法復核”制度,即在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前,必須經法院批準,由法院審查決定。

《日本民法典》第858條關于禁治產人的治療護養就規定了“將禁治產人送入精神病院或其他類似場所,應經家庭法院許可”?!兜聡穹ǖ洹返?906條關于剝奪自由的安置措施規定了“采取剝奪自由的安置措施必須經監護法院批準方為許可”?!度鹗棵穹ǖ洹返?97條規定了對禁治產人進行安置或收容,須其住所所在地的監護主管官廳決定;當事人或其親友在接到決定后10日內,可書面向法官提起抗告?!斗▏穹ǖ洹返?90條規定采取何種醫療方式由監護法官決定?!断愀劬窠】禇l例》第31、31節規定:強迫住院必須由地區法院法官批準。我國憲法既然提出了依法治國,當然也應借鑒世界的通行立法,《精神衛生法》將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強制醫療權力賦予醫院是一明顯的立法缺陷,沒有賦予精神障礙患者及監護人司法救濟權是另一明顯的立法缺陷,雖然在該法的第七十八條也規定了:將非精神障礙患者故意作為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治療的,給精神障礙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但是,這一條恰恰只是一個法律責任追究的條款,其只能在發生了此類事件后再去追責,并且侵權者承擔的也只是一個賠償責任,這樣一條并不嚴厲的事后追責法律條款顯然不能有效的事先防范和杜絕此類惡性侵犯人身權事件的發生。

因此,我國應當借鑒瑞士對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的行政及司法雙重審查制度,暨強制治療的決定權應當屬公權力范疇,只能由人民政府或政府所屬主管行政機關行使,而不得授權給精神病患者的近親屬和醫療機構來行使。所以我國法律應規定強制醫療權歸屬于衛生行政部門,同時賦予當事人及其近親屬司法救濟權和法院復核權,在沒有獲得法院的核準之前,任何個人或醫院都不得將任何公民作為精神病患者給予強制入院治療。只有這樣的立法規定,才能真正使我國的強制醫療能夠符合憲法及憲法修正案中“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和精神,以確保正常公民不會“被精神病”,真正的精神病人能有效、及時的強制治療而不危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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